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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妥當性探析
2016-06-21 17:47:07
作者:冷明科
一、法律實務中的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32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如婚姻雙方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因為“感情確已破裂” 作為準予離婚的唯一法定理由,所以其排除了當事人有過錯、不能調解和好等其他原因作為準予離婚的法定理由。[1]另外從審判實踐來看,不能調解和好而判決不準離婚的婚姻未必走向解體。與此同時,“感情確已破裂”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還是要根據離婚糾紛案件的客觀事實來確定。雖然《婚姻法》及實務中規定了四種離婚的法定情形:重婚或有配偶者于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有賭博、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滿兩年,但是由于取證困難,原告雖然在訴狀中加以陳述,但是在庭審中難以提供證據證明,人民法院因此也難以支持其要求離婚的訴請。
筆者通過對樂山市夾江縣人民法院2012年審結的離婚案件分析發現,從原告提供的證據材料來看,主要有原被告及子女身份資料、結婚證、親朋好友證言,除此之外,幾乎沒有能夠直接證明離婚的法定情形的證據材料,所以承辦法官一般采用常見做法:對原告(不論是否有過錯)第一次起訴離婚的,如被告同意離婚,則調解或判決準予離婚;如被告不同意離婚,且無充分證據證明存在離婚的法定情形,則一般判決不準予離婚,人民法院判決不準離婚超過法定期限(一般為6個月)后,當事人再次提起離婚訴訟的,在不存在例外情形時,人民法院一般準予其離婚。[2]本文稱之為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
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在我國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未作規定,學術界也缺少深入的探討,但在司法實務中卻被采納,這是因為其不僅存在合法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而且對婚姻法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更對離婚訴訟民事審判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其合法性系法官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32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24條第7款的創造性運用,其合理性系離婚訴訟當事人借助該規則所制造的和解期能夠克服感情破裂的舉證障礙,而法官則借助其降低判斷當事人之間感情破裂的難度。[3]
二、滲透在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中的正當性
規則的正當性是指規則的存在及應用為什么是合法的,結果為什么是合理的,規則的正當性又可以稱為規則的合法理性,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也有其正當性。
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的合法性在于由于離婚訴訟中對“感情確已破裂”的舉證困難,法官往往會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124條第7款的規定來應對離婚訴訟中事實認定困難的尷尬。[4]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24條第7款的規定,判決不準離婚和調解和好的離婚案件,沒有新情況、新理由的,原告在6個月內又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仔細推敲這一規定可以得到如下兩個重要信息:其一,對于判決不準離婚和調解和好的案件,在有新情況或者新理由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其再次起訴的請求;其二,對于判決不準離婚和調解和好的案件,沒有新情況、新理由的,原告在6個月之后起訴的,人民法院亦應當受理?;凇睹袷濾咚戲ā返?SPAN lang=EN-US>124條第7款所蘊含的第二項信息,離婚訴訟當事人第二次提起訴訟,完全符合既有法律規范的要求,并無任何違法之嫌。
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的合理性在于離婚訴訟的司法實踐通常涉及法官進行現場調查并進行主動調解,以達到調解和好或調解離婚的目的。[5]易言之,法官應當盡力對夫妻雙方進行調解,多數離婚案件應當在調解階段終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離婚案件都能以調解方式結案,尤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離婚案件大量涉及到各類經濟糾紛的情況,即便法官基于辦理案件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考慮,窮盡一切合法的辦法促使雙方當事人調解,但也存在難以調解的情形,根據對本院法官的離婚案件的審判實踐研究分析,筆者發現逾三成的離婚案件第一次達不成調解協議的原因在于對婚后財產的分割意見不一致,甚至有被告當庭表示要同意離婚可以,除非原告凈身出戶即放棄婚后財產的分割權。而此時由于并沒有證明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法定證據,法官并不能因此判決離婚。因此,法官對于有爭議的離婚訴訟,第一次判決不準予離婚,在6個月后如果原告再次起訴,這至少能夠證明原被告在這段時間仍然沒有搞好夫妻關系,夫妻感情修復困難,此時再判決離婚,更合理。
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之產生在離婚訴訟中有強烈的現實需求;同時,該規則本身與既有法律規范體系完全相容,并非法官的憑空創造,因而并無違法之處,既符合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也不違反“自由是相對的”的法理。[6]因此,基于回應現實需求之目的,對于結合既有法律規范所創設的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我們應當發現其合法理性,承認其正當性。
三、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對理論與實踐產生的實效
實踐是認識來源與動力,離婚案件的審判實踐突顯出了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的實踐意義;而實踐到認識,認識到實踐是循環往復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真理性的認識。二次離婚訴訟的審判研究突顯出了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的理論研究的必要性。審判實踐和研究對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的呼喚進一步印證了其存在的實效性。
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的實踐意義在于對于存在爭議的離婚請求,主審法官第一次會判決駁回訴訟請求或者動員當事人撤訴,告知雙方6個月后可以再行起訴,離婚訴訟當事人6個月后未和好再訴至人民法院的,除存在法律規定的例外情形外,法院判決準予離婚。這種做法在第一次維持了夫妻關系,不會形成錯案導致難以挽回的法律后果,既沒有違背法律的規定,又可以給當事人一次機會,若婚姻關系果真無法維系,當事人自然會再次起訴,到時再判離婚有了第一次判決不準予離婚和6個月和解期作為基礎,既符合各地法官在審判離婚案件中放在案頭的座右銘“寧拆十座墳,不拆一樁婚”,又符合《婚姻法》結婚自愿、離婚自由基本原則的總體導向,不會出現久調不判、久判不離的現象,當然結論也更為妥當。
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的理論研究意義在于在我國采取離婚限制主義的法律環境下,法官作出離婚判決都十分謹慎。[7]但是對于一方當事人堅持要求離婚的案件,法院又不能久調不判,所以在離婚案件雙方當事人都只有陳述或證人證言的情況下,法官如何判斷夫妻感情是否確已破裂,又用何種證據與雙方當事人的言詞證據結合來形成判斷,值得理論探討。[8]離婚法律關系作為人身性的民事訴訟法律關系,通?;夠嶸婕安撇?,這種法律關系的產生、形成、變更、消滅不能違背民法自由的基本原則,但是為了維護家庭及社會的穩定,其自由也不是絕對的,如何給這種自由以合法合理的空間,現行法律并無明確規定,但是6個月的再次起訴期限卻將這種空間隱含其中,這種空間既給予了原告與被告的和解期,又沒有限制雙方保持婚姻和接觸婚姻的自由,符合了民法自由的基本原則,又不失其作為人身性法律關系的特殊性。[9]在這種空間的基礎上,法官發揮主觀能動性,通過對法理和現行的法律規則的正確理解,形成的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對處理類似人身性法律關系的研究,提供了參考。
四、結語
理論創新是實踐變革的先導,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作為審判實踐中的法官經驗,是凝結的法官智慧。從法律規則的正當性上看,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既保障了婚姻自由,又彰顯了自由權行使的正當性;從法律的實效性上看,其隱含的和解期間為當事人婚姻自主權的行使找到了一個合理的平衡點,這正符合了離婚訴訟審判實踐的目的:挽救可以挽救的婚姻,但絕不以法律之名束縛婚姻。
 
參考文獻:
[1]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如何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若干具體意見》,法〔民〕發〔198938號。
[2]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軍隊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規定》,〔2001〕政組字第84號。
[3]巫昌禎:《婚姻法執行狀況調查》,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
[4]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24條第7款。
[5]夏吟蘭:民法親屬編離婚制度之探討[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2,(4)。
[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307頁。
[7]劉敏:《二次離婚訴訟審判規則的實證研究》,《法商研究》2012年第6期。
[8]楊德橋:《論婚姻內容自由——對婚姻自由原則內涵的新拓展》,《法制與社會》200819期。
[9]楊立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的民法基礎》,《法律適用》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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